二月枯去，三月初开。二月春风似剪刀，三月，三月有两首同名歌是我青少年时期最爱（在胡言乱语些什么，但真的有这两首歌，香香和张惠妹的《三月》）。在家中度过了一个昏昏沉沉的二月，像回到小时候的寒假，无忧无虑，自由自在。要知道，逃避忧虑也是一种无忧无虑，作茧自缚也是一种自由自在。
祝你身体健康
自大年三十起，算得上结结实实病了一场。住院吊水打抗生素十余天（……），CT拍了三次，药吃了七八种，抽纸用去几千张。得的是支原体肺炎：一种常发生于免疫力弱的小孩与老人身上的病。可知主动或被动熬夜三四年，真使人应了那句话：二十来岁的年纪，十几岁的心智，六十来岁的身体。
有道是，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无法隐藏：疾病和咳嗽。这次我真真切切体会了一把。从刚有症状那几天就很焦虑，感觉到这次生病与以往不同。到后来整宿整宿咳嗽、无法躺着入睡，反而心态放平：肺炎是吧，那就这样了。以往我算是身体强健的人，很少发烧感冒、新冠那次也是四五天便好转。跟父母自夸：我陪过宿舍所有人去医院，而自己都是些不需要陪护的小毛小病。但这次终究是翻船触礁，好在有父母陪护，衣食住行不愁，却仍有的是愁。
2.8-2.10 低烧，头晕，当普通感冒治(吃头孢、感冒灵)
2.11核酸确诊支原体阳性，医生开药(希舒美阿奇，苏黄止咳胶囊、蓝岑口服液)
2.12咳嗽加剧，夜不能寐
2.13拍ct，肺右叶实变很大一块，住院。输液(阿奇，清开灵，盐酸溴己新)
2.13–2.15 输液，无好转。晚上多次高烧到39度
2.16 怀疑阿奇耐药，要求换药，当天输了地塞米松和莫西多星，吃多西环素。下午做了支气管镜
2.17–2.23 输液莫西多星。咳嗽渐少，不再反复发烧。
2.22 复查肺部ct，病灶吸收好转
2.25 又开始流鼻涕、鼻塞、咳痰，此时一个小女孩轻轻地碎掉了……
Hospital: 好似屁透
人生第一次住院，在家乡的县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看完我的CT说：情况严重，白肺了，必须住院。于是战战兢兢办理住院，在床位紧张、咳嗽声此起彼伏的医院分到了走廊边一张铺着一次性床单的床。而十一天的时间里，我在这张床躺着的时间还不到十个小时。这次住院，严格来说，是半次住院，因为该医院规定只有住院才能打点滴，实际上我只是去挂水的、挂个半天就回家了……
呼吸内科和老年病区在同一层，这一层目之所及都是中老年人。躺着的、咳嗽的，与子女争吵的、被子辈孙辈搀扶的，白发苍苍的、双眼无神的。当疾病和衰老同时显现在一个人身上时，渺小感和无力感竟如此强烈。体面原来如此困难，我感到自己像个在公共场合大声放屁的人。
在长达十几天的住院时间里，我有许多脸熟的病友。对面病房住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神智不算清醒，总是自言自语叨叨着什么。偶尔有后辈来看她，都以吵架收尾。隔壁病房最初住了一位咳嗽比较严重的老人，照顾他的是个邋里邋遢的年轻男人，总是靠玩手机和盯着别人来打发无聊时光。没过几天她出院了，后来听护士聊天，她是不治之症，干脆不治回家了。那间房空了一阵子后又迎来一位新病人，被一堆晚辈簇拥着。刚住进来那天门口可谓是水泄不通，男人在打电话说明情况，女人在张罗着中午吃什么和给病房添点什么。
而我总是一个人吊水。我尚年轻、身体上和精神上都能自理，甚至有些抗拒亲人的照顾和关心。医院嘛，某个场合而已；看病嘛，固定流程罢了；哪怕是做手术，我也可以一个人应对。“能依靠的只有自己”，我在饭桌上对爸爸妈妈说过。我似乎以为这就是独立，并以独立为荣。至少现阶段的、二十几岁年轻气盛的自己是这么想的，虽然在医院的一些见闻时常让我感到焦虑并想起父母对我不婚不育态度的反问：你老了怎么办，但总体上，我仍然相信并追求：一个人也可以。
说来好笑，在看病的流程上，我与父母多次产生冲突。爸爸在县医院唯一的人脉是他年少时的同学，同学如今是儿科的主任医师，于是我们家看病几乎都要麻烦这位儿科主任，即使病情无关儿科，也要先去找他、再由他带我们去对应科室找他认识的医生。爸爸说，这是因为县医院大部分医生唯利是图，乱开药，必须由熟人引荐才靠谱。我觉得这很荒谬，熟人社会、人情社会那一套令我下意识的厌烦，看个病这么难吗，医疗体系的制度与流程这么让普通人难吗。同时，我也对自己感到羞愧。自命清高般对这些社会现实不屑一顾、实际上却接受了爸爸的全盘安排，在别人的荫蔽下苟且着。
前期病情没有好转，爸妈提议转去长沙的湘雅医院，毕竟本地县医院的医疗水平是人尽皆知的勉力而为（犹记得初中语文老师说县医院把她误诊成癌症）。湘雅是中部地区较为权威的三甲医院，成了家人看大病的不二选择。于是这次，爸妈说时不我待病不容缓，次日便定下民宿、找黄牛挂号。我再次大为震惊，为什么要找黄牛？为什么中国人如此依赖各种中介？连看病和挂号都需要中介？我说先去门诊看看，爸码说直接挂住院号；我说可以网上挂号、提前挂号再去，爸妈说找黄牛更稳妥、他们之前都是这样的；我说病情没有那么严重，他们开始生气、说我不听话。于是大家不欢而散。
以爱之名
我知道这是他们担心我、关心我，但我也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容易发生争吵、为什么事情变成这样了。中国的家庭常常出现”听话““为你好”这种字眼，我的家庭常常呈现出这种不能承受的爱之重。在外求学和工作的时间里，我很少主动往家里打电话，打的电话最后都会陷入到要不要考公的争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婚次之，不考公又次之。不好意思，搞不好这三样我都要占了。
说到底，这不是谁的错，只是社会发展太快、太不平衡的剪影罢了。每一代都要面临自己的代际鸿沟，与上一代的、与下一代的，只是这里我正好是下一代：下一代往往显得更叛逆，对上一代的经验不屑一顾。爸妈的经验是农村和小县城常见的经验：结婚生孩能养老，工作稳定有保障。爸爸其实是了不起的爸爸，从农村移居到了县城、有了一份铁饭碗、对家族和后辈有责任感。妈妈也是不得了的妈妈，为家庭奉献了一生、做菜很好吃、总是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我是活在真空里的后现代原子化的傻白甜：靠一些符号塑造着不堪一击的自我、靠一些想象维系着与社会和他人的微弱联系。我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却对他们视而不见。
回广州后跟爸妈打电话的次数开始变多。妈妈总是给身为无业游民的我买东西，买曲奇（高中时也经常寄给我）、买酸奶、买卫生纸（……妈妈，我会买纸擦屁股的，别担心）。跟爸妈聊过未来的规划，他们表示支持，让我别有后顾之忧（虽然实际上有很多忧）。某些时候，我似乎感到一种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撑力量，即使他们不懂也不理解、但支持了我的选择，即使我也不懂、不理解、极有可能做的是错误选择。我开始谋划着租个一室一厅、寒假和暑假让爸妈来一起住，想要有一份工作、一些力量，让我今后能够支撑他们。
我也许该长大了。长大不是通过逃避现实来坚持所谓的自我，自我是在与现实的交融和搏斗里生发的。形形色色的潜规则是社会的现实，保守地追求家庭和铁饭碗是父母的现实，生老病死是现实，人无法脱离他人而生活是现实。尊重现实，同时通过某些方式保留自己与其格格不入的一面，也许可以称为生活的艺术。